医院请“外脑”提供法律援助，湖北利川——

民生调查：律师来了 医闹少了

人民日报记者 程远州

湖北省利川市，为全市所有医疗机构都聘请了律师。其职能，一是规范医疗行为；二是将医疗纠纷的解决引向法律轨道；三是对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的决策进行法律审查。律师的定位，是医患的中间人，尊重事实，讲求公正。律师进医院两年来，利川市公安机关介入的医疗纠纷，下降了近六成。

“曾经是‘医闹大户’，如今却连续两年无一起医疗纠纷。”在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中心卫生院，院长陈明兴感叹，两年前，请来律师进医院做法律顾问，竟让医疗纠纷没了。

不仅在谋道镇，在如今的利川市，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聘请了律师。利川市卫计局局长刘德盛介绍，近两年来该市公安机关介入的医疗纠纷下降了近60%。2015年初，利川所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开始在全州推行这一做法。

律师来当顾问 医生跟着学法

8月，游客纷纷来到谋道避暑，这个季节正是卫生院最忙的时候。4名门诊医生，一天的接诊量能达到400人次。

“老陈，院里最近有医疗纠纷吗？”卫生院的法律顾问朱耀普，每隔几天就会来一趟。

时间回到3年前，陈明兴到谋道卫生院就任。“刚一到办公室，就被通知去利川市人民法院应诉。之后连续两个月，基本啥也没干，就是医院、法院两地跑。”陈明兴说，他这个业务副院长，几乎成了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“被告院长”。

自1992年便在谋道卫生院工作的黄静和介绍，2008年开展新农合之后，卫生院的病人增加，纠纷也随之增多。尤其是外地避暑游客涌入之后，卫生院的医疗资源捉襟见肘，每年大小医疗纠纷有20起左右。有几次场面失控，当地政府甚至出动了特警维持秩序。

2013年11月发生的一起医闹事件，让陈明兴意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。当时，该镇星光村一名村民在村卫生室输液后出现严重不适，请求卫生院救治，但救护车还未到达卫生院，患者就停止了呼吸。患者家属在医院设起了灵堂，声称不赔百万元不罢休。调查发现，该患者在前日下午注射头孢针剂后喝白酒、打麻将，出现身体不适后又因为抢救不及时而发生了意外。

两次司法鉴定，均认定医院无责。在卫生院的主导下，这起医疗纠纷快速地进入司法程序。“以前医院遇到医闹，大多采取多赔早了的处理方式。只有那次，我算是尝到了法治的甜头。”陈明兴说。

2014年下半年，谋道卫生院掀起了“法律热”。卫生院聘请律师任常年法律顾问；所有医务人员每年跟着法律顾问学习4次法律知识，闭卷考试4次，成绩优异者给予现金奖励，不合格者扣发绩效工资；在法律顾问的参谋下，加强痕迹管理，规范病历书写，完善病历保存。

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2014年下半年至今，谋道镇中心卫生院没发生一起公安机关介入的医疗纠纷。

规范医疗行为 普及法治精神

医闹的减少，也是利川医疗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。“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出台法律严厉打击医闹，另一方面是医院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权。”利川市人民医院的法律顾问吴和琼说。

“2003、2004年的时候，医闹逐渐形成风气，当时流行赔钱了事。”多年来一直负责处理医疗纠纷的利川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屈立新介绍，“漫天要价，坐地要钱，经常出现患者方几十号人和医院方几十号人对峙的情况。”屈立新说，之后近10年，他常干的工作就是跟医闹讨价还价。

常常让屈立新感觉委屈无奈的，还有来自当地政府相关领导的压力。“出于维稳的考虑，一旦医闹的场面较大，主管领导就会指示速战速决。甚至有分管领导说，‘毕竟死了人，医院赔十万八万，又不是赔不起’。”吴和琼回忆道。

2010年，事情有了转机。吴和琼负责的利佳律师事务所，开始组建5人律师团，为全市的卫生系统提供法律援助。律师团的职责主要分三块，一是规范医疗行为，消除法律隐患，处理医疗纠纷；二是普法，将医疗纠纷的解决引向法律轨道；三是对医疗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文书及重大决策进行法律审查。

“刚开始的时候压力很大，5个人要负责15家医院，忙得不得了。”吴和琼介绍，2013年，仅谋道和团堡两个乡镇卫生院就发生12起医闹事件。但随着医患双方法律意识的增强、医疗行为的规范，纠纷隐患越来越少，一名法律顾问同时负责几家医院，并不觉得吃力。

在吴和琼看来，作为法律顾问，律师们不仅要在医疗纠纷的依法解决上下功夫，还要向主管领导灌输法治精神。“我们会跟主管领导解释，如果强制医院赔付，会造成怎样的后遗症，我们也会提出解决建议。”吴和琼说，“小闹小赔、大闹大赔”的思路一旦失去了案例支撑，就会马上失去市场。

屈立新也表示：“现在出现了医疗纠纷，医患双方都知道先协商，不行的话再经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，再不行就走诉讼程序。医闹已经没有市场了。”

做医患中间人 调和双方关系

吴和琼坦言，法律顾问很多时候会代表院方谈判、应诉。正因如此，患者方往往对他们有很大的敌意。

利佳律师事务所虽是利川市司法局的下属单位，却自负盈亏。每年为卫计系统服务，收取18万元的佣金，包括市人民医院的6万元和卫计局的12万元。拿了卫计系统的佣金，律师是不是就只为医疗机构说话呢？

吴和琼说，律师团中的5人都是资深律师，之所以到医院做顾问，一是想为普法做点贡献，二是想打造律所的品牌，“单纯为了挣钱，做一年法律顾问，还不如一个经济纠纷的案子。”

“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中间人。不顾事实地帮医院争利益，只会激化患者方的情绪，酿成极端事件，我们自己的招牌也会砸了。”吴和琼称，因为兼具法律和医疗知识，法律顾问应该成为调和医患关系的重要一环，起到互通信息的作用，给紧张的医患关系“降温”。

吴和琼最近处理的一起较大的医疗纠纷事件，是在2014年。一位腿伤患者因手术后遗症，向利川人民医院索要近30万元的赔偿金，但医院不认可。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，该患者多次在屈立新的办公室吃住，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。

“我跟院方分析，认为医院有一定的责任，并提出请同济医院的专家为该患者重新手术。但患者的诉求，也有些过了。”吴和琼说，她先从医学角度跟患者解释双方的责任，又从法律角度告诉患者怎么争取更多赔偿；怕他不相信，还借给他电脑，让他自己上网搜相关法规。

“后来，患者说他询问了别的律师，也知道10级伤残不该要那么多赔偿。”吴和琼说，去年8月，医院赔偿11万元，双方达成和解。

近两年，谋道中心卫生院先后推出了“首问负责制”和“首诊负责制”。“你诚心诚意待患者，患者就会信任你。”陈明兴说，从规范病历书写，到开展法律知识培训，再到责任倒查机制的建立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，正是该院解决医疗纠纷难题的“法宝”。

律师进医院 能治什么病

律师进医院，可不是去找大夫求医问药，而是想疗治医闹这个顽疾。这个方子，可行吗？

医闹的本质，不是讲道理、讲规则，而是讲究势与力的压服。谁嗓门大，谁造势足，谁能做出普通人不敢为的某些非常之事来胁迫对方，那就得听谁的。店大欺客，客大也能欺店。以闹促和，利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医患纠纷，其实是条野路子。

法治的本质，则是讲规矩，谁也别想欺负谁。处理医患纠纷，讲证据，讲程序，查明事实，分清责任，然后是非曲直、过错承担，法律自有公断，两造皆无怨言。因此，按照规矩处理纠纷，才是迈向和谐医患关系的坦途通衢。

可是，规矩光口头上认还不行。自己真遇到事儿了，就绕开规矩办，还是相信野路子好使，等于没规矩。为啥会绕开呢？一来可能是规矩相对复杂，一般人搞不清楚。二来可能是对规矩还不够信任。怎么办？

这时，律师进医院，就大有裨益了。律师是路标，是向导，为医患双方铺展开了一幅法律世界的大地图。有了律师的帮助，复杂的规则话语就能被解译得平实易懂。当事人搞明白了规矩，按照法律地图的指引，就能推进纠纷处理程序。律师还能提供这些程序的技术性细节，指导法律行动。最重要的，医患双方能了解法律的红线所在，认识到自己的举止边界。相比那种为了应付局面失控的风险，才请警察驻守医院的“后端治理”模式，让律师进医院，无疑起到了“前端治理”从而提早化解矛盾的作用。

但律师参与治理医患纠纷，还得有个坚持公正性的前提。尽管经费保障上，医院和政府可以分摊律师服务的成本，但律师的角色更应该接近第三方，顾及患者的合法权益，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法律服务属性。这就像农村里的乡贤宿老，能调解得了琐碎的邻里纠纷，全在乡亲们信得过他们，不会“拉偏架”一样。

让规矩而不是野路子，变得“管用好使”起来，人们对规矩的信任、对法治的信仰才会日积月累，并从对社会生活的点滴体验中渐渐形成。

《人民日报》（ 2016年09月12日 14版）